? ? ?自李昌奎案激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后，社會上出現(xiàn)了一股“改判死緩翻案風”，云南昆明、安徽宿州、廣東揭陽、河南南陽等地都出現(xiàn)了被冠以“某省版李昌奎案”的法院判決事件，這些案件中的主要被告人大多一審被判死刑，二審則因為改判死緩引發(fā)被害人家屬的不滿及社會的關注。
李昌奎案也在法學界產(chǎn)生了分歧。一派觀點認為，云南省高院對李昌奎案的再審是正義的伸張，另一派則認為，云南省高院啟動的再審不符合法律程序；一派認為，云南省高院二審時改判李昌奎死緩體現(xiàn)了“少殺慎殺” 的刑事司法原則，是一種進步，另一派則認為，對于李昌奎“當殺不殺”，是在奢談生命敬畏，不顧具體國情。
類似的相關案件，從背后暴露出來的問題看，還不僅僅是“少殺慎殺”的刑事司法原則遭遇了民間“殺人償命”的樸素正義觀念的問題，更深層次的糾結(jié)在于，民意與司法如何統(tǒng)一，既讓司法尊重民意，又不會導致民意干涉司法。
對于這類案例，究竟該如何看待，為此，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多位法學教授及刑事辯護律師。
????? ?“少殺慎殺”與“當判必判”
對于周飛龍家屬稱此案為“廣東版李昌奎案”的說法，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顧永忠并不認同。
他認為，兩案有三點不同：第一，李昌奎案殺死的是兩人，后果極其嚴重殘忍。在司法實踐中，如果故意殺死兩人，一般會判處死刑。第二，李昌奎案情節(jié)極其惡劣，主觀惡性極大，兩名被害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。第三，李昌奎之所以再審改判死刑立即執(zhí)行，是因為之前不判死刑并沒有法定情節(jié)。
“按這三條來對照，這個案件恰好都不一樣，該案致死一人，沒有李昌奎案后果那么嚴重。另外，廣東省高院改判時認為唐海燕具有法定重大立功情節(jié)。所以我認為這兩個案件不能簡單類比?！鳖櫽乐艺f。
李昌奎案后，“少殺慎殺”這一刑事司法理念獲得了更廣泛的傳播。進入21世紀，“保留死刑，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”，成為了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，尤其是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準權(quán)后，更加大了對死刑案件的把控力度。
2010年，最高法院還頒布了《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》，明確宣布要依法嚴格控制死刑適用，提出“對于因戀愛、婚姻、家庭、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(fā)的犯罪”，“應酌情從寬處罰”。
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人士都認為，減少和廢除死刑是世界文明的大潮流，尤其在中國死刑趨多的情況下，“少殺慎殺”作為死刑政策和刑事司法原則，應當在司法活動中堅持。
然而，“少殺慎殺”與中國幾千年來的殺人償命這一傳統(tǒng)觀念存在矛盾，這一矛盾該如何解決？
顧永忠說，兩種觀念有沖突是客觀現(xiàn)實，但現(xiàn)代司法顯然不能遷就傳統(tǒng)觀念?！皩鹘y(tǒng)觀念，需要社會方方面面，包括法制宣傳教育、媒體報道等，從正面解釋引導，轉(zhuǎn)變殺人必須償命的觀念”。
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勞東燕也認為，現(xiàn)代司法不應當提倡酷刑和嚴刑，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，要起到良好的預防效果。如果殺一人就判死刑，有時候反而會給犯罪分子“殺一個也是死，殺10個也是死，反正都是死，還不如多殺幾個”的想法，“判處更多的死刑，只會增加暴戾之氣，增加社會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”。
然而，也有聲音擔憂，離開具體國情奢談生命敬畏，當殺不殺，當判必判，將無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。
北京市京鼎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張星水就認為，唐海燕案改判有些牽強，二審法院在適用法律依據(jù)上值得商榷?！皳尳贂r殺人，圖財害命，焚尸滅跡，情節(jié)特別惡劣，犯罪后果特別嚴重，被告人主觀惡性極深，人身危險性極大，我認為少殺慎殺不適合這類案件。”
張星水說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可謂天經(jīng)地義，無可厚非，幾千年來的傳統(tǒng)觀念到現(xiàn)在并不是說過時就過時了。在司法審判中不考慮傳統(tǒng)觀念，突破底線，就是對善良人的傷害，就有可能會放縱犯罪，甚至導致為非作歹的惡人逍遙法外。
確實，有學者在研究中發(fā)現(xiàn)，“少殺慎殺”這一刑事司法理念被秉承后，在一些地方法院，死刑開始由過去的“擴張適用”轉(zhuǎn)變?yōu)椤澳懿挥帽M量不用”，“寬嚴相濟”一邊倒地向“寬”傾斜，對于不能明確是否該判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，地方法院傾向于判死緩。
此外，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權(quán)缺乏有效約束，導致案情相似的案件在判罰上尺度掌握也不一致，出現(xiàn)了明顯的不平衡。
對于這種司法實踐上的不統(tǒng)一，民眾無法理解，認為其中一定出現(xiàn)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。
在唐海燕案中，被害人的妹妹周來鳳就產(chǎn)生了這樣的懷疑，她的判斷依據(jù)是：“一審開庭時，唐海燕的家人明顯穿得比我們好。如果不是有黑幕，廣東省高院也不會改判?！?/span>
顧永忠也注意到了這種不統(tǒng)一，他說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(quán)后，對于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做到了統(tǒng)一尺度。但從司法程序上來說，只有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才會提交最高法院復核，判處死刑不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到不了最高法院，這造成各地在判處死刑緩期執(zhí)行上又存在一些差異，甚至有些案件判處的結(jié)果比較懸殊?！拔以缇椭鲝堖^，在判處死刑緩期執(zhí)行的案件中，應當再總結(jié)出若干種情況，如果達到了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情況，而地方法院擬判處死緩，應當上報最高法院統(tǒng)籌協(xié)調(diào)，由最高法院統(tǒng)一掌握這部分案件的判罰尺度。通過這種措施，可以防止、糾正各地在掌握不殺尺度上出現(xiàn)的偏差?！?/span>
勞東燕也認為，判罰統(tǒng)一性的問題確實容易導致民眾迷惑和社會關注，她建議最高法院應進一步引入判例制度，更充分詳盡地公布指導性案例，作為地方法院的指引和參考。
????國家司法救濟制度亟待完善
有聲音認為，如果單方面強調(diào)被告人的人權(quán)，而缺乏對受害者的安撫，救濟和福利不能跟進，廢除死刑就是一種偽善。
張星水律師就表示，如果只貫徹“少殺慎殺”，不同時強調(diào)對被害人的利益的保障，那么，對于被害人家庭而言，就又增加了一層傷害。
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也表示，國家司法救濟制度的缺失，往往使得遭受刑事司法案件侵犯的受害人家庭陷入困境?！斑@類案件的被告人十有八九沒有履行賠償?shù)哪芰Γ缓θ思彝ヂ淙肴素攦煽盏木车?，如果這時候由死刑改判死緩，很容易導致被害人家庭的強烈不滿，甚至因此走上信訪道路?！?/span>
國家司法救濟缺失的問題，在李昌奎案中就有體現(xiàn)。據(jù)報道，由于李昌奎家境貧困，盡力賠償也無法達到賠償額，而被害人家庭也特別貧困，即便獲得云南高院的5000元救助，也與所主張的30多萬元民事賠償相去甚遠。
唐海燕案中，雖然周飛龍家屬的民事訴求中，有82萬元獲得法院支持，但由于被執(zhí)行人沒有履行能力，家屬沒能從被執(zhí)行人那獲得一分錢賠償，只獲得了來自廣東省高院的5萬元司法救濟款。
事實上，從額度來看，這還算多的，在云南，每次救助的最高限額才5000元。
勞東燕說，從此案來看，被害人家屬提出，“要么殺人償命，要么賠錢”，說明如果能進行有效的司法救濟，改判死緩的壓力會小很多，殺人償命的傳統(tǒng)觀念也會慢慢地發(fā)生改變。
“應當考慮建立國家層面上的司法救濟機制，因為國家有保障公民安全的責任，發(fā)生刑事案件后，國家也有一定過錯，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。如果被告人沒有能力賠償，國家至少應當出面妥善解決受害人家庭中老人贍養(yǎng)和小孩撫養(yǎng)的問題，做好善后工作?！眲跂|燕說。
周來鳳告訴記者，目前，兩個老人和兩個小孩都進了低保，但額度很低，不足以贍養(yǎng)老人，撫養(yǎng)小孩。
勞東燕介紹，國家目前還沒有統(tǒng)一的司法救濟制度，只是一些地方在進行試點，這種試點也是零散性的。各地的賠償金額也不一致，甚至同一個地方，會出現(xiàn)被害人大鬧多救濟、小鬧少救濟的情形，這等于在變相鼓勵被害人家屬去鬧。如果建立了國家層面上的統(tǒng)一的司法救濟機制，這種問題就能夠得以較好地解決。
顧永忠則告訴記者，據(jù)他所知，中央新的司法改革方案已將國家司法救助作為下一步考慮的問題，這一制度建立后，將有利于讓受侵害者得到救濟，也有利于“少殺慎殺”司法理念的推行。?
